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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習近平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典范
2019-09-30 15:07:09
作者:張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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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新時代,對毛澤東思想沒有過多過高的宣傳,但卻實實在在地使其得到了有效堅持和發展,成為公認的前所未有的典范。此舉,有力推動了我國各項事業的高質量發展,贏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信賴和贊譽。大家普遍從內心深處感到,這樣干下去日子有奔頭,黨和國家有希望。

    一、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黨是領導一切的”思想。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曾多次語重心長的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9月1日,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時期。為應對殘酷的戰爭環境,克服這一時期黨內出現的山頭主義和分散主義傾向,黨中央通過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指出: “黨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包括軍隊、政府和人民團體”。黨的領導的一元化,表現在根據地就是有一個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這是關于 “黨領導一切”的規定,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出現。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進一步闡發“黨領導一切”的思想。1954年9月15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講話中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工、農、商、學、兵、黨、政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重申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當然,毛澤東同時認為,所謂“黨領導一切”并不等于包攬一切。領導一切是指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具體事務上的大包大攬。

    黨的歷史反復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繁榮的根本,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最大壓艙石,絕對不能有絲毫動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針對黨的領導受到弱化的問題,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多次反復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思想。他形象地說,這就像“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再次重申“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并將其置于新時代基本方略的第一條。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是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的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要自覺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認真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堅定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二、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為實現這一目標貢獻了畢生精力,做出了巨大貢獻。他認為要實現國家富強,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階段。早在1928年11月,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現在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過渡到社會主義。”10年后,毛澤東形象地把中國革命和國家富強這兩個階段稱之為“文章”的上下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當時落后的狀況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1954年10月18日,他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他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制造不如丹麥。有一句俗話,叫做‘夾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為什么不能翹尾巴呢?道理很簡單,我們現在坦克、汽車、大口徑的大炮、拖拉機都不能造,還是把尾巴夾起來好。”1955年10月29日,他再次強調:“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20世紀60年代,他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認為,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 “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毛澤東總結歷史得出的結論。正是基于這一思想,毛澤東曾非常有緊迫感的寫到:近代以來,“全世界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如果不盡快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再次“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們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正確思想和方針。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的思想。關于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等一系列正確方針。關于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的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道路的思想。關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思想,等等。毛澤東這些重要思想、方針和主張,在習近平新時代都得到了很好地運用和發展。習近平明確提出我們現在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國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習近平新時代,全黨形成并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體”總體布局,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更加自覺的堅持和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五位—體”和”四個全面”相互促進、統籌聯動,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是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

    三、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毛澤東有一個十分經典的論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用“只有”強調了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唯一性,排斥了英雄史觀、上帝史觀以及英雄與奴隸共創的二元史觀。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著名的窯洞對時,深刻闡明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問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尖銳地提出在“糖衣炮彈”面前,告誡全黨堅持做到“兩個務必”,經得起進京“趕考”的考驗。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只注重生產,忽視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疲勞,抵抗力下降。毛澤東認為各地只顧生產、不顧群眾生活是全國性的問題,他連發三道指示,提出工作、生活同時并重的方針,要求做到“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這就是共產黨人理論與實踐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尺度。在黨的八屆二次全會上他又深刻指出:“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它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改掉。”毛澤東的這段話,至今讀起來仍然這樣振聾發聵。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政治立場,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

    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新時代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根本立場,是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根紅線,也是共產黨領導和治理國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邏輯。以人民為中心,貫穿新時代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各領域、全過程。如習近平在談到發展問題時,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談到全面深化改革時,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談到宣傳思想工作時,強調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輿論導向;談到文藝創作時,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談到哲學社會工作時,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在參加首都植樹節時,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綠化思想,等等。以人民為中心,不僅指向中國,也包容世界。我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我黨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始終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習近平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強調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做貢獻,集中反映了當代共產黨人的人民立場,民族報復,世界責任。

    四、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反腐倡廉”的思想。在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極為重視反腐倡廉工作,營造了世間罕見的清廉氛圍,留下了彪炳史冊的成功經驗和寶貴精神財富。中央蘇區時期,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給自己的糧食定量只是一線普通戰士的四分之三。延安時期,他自己種糧種菜,按規定標準領取伙食費,自掏腰包招待名士和外賓;送兒子跟農民學種地,兒子結婚僅送自穿的舊大衣。建國后,子女沒有享受到任何特權,親友想進京謀事被毛澤東勸回。他一生從未辦過壽宴,離世時沒有任何物質遺產給子女繼承。就連稿費也是“除了支援困難的工作人員,將稿費的大部分投入國家建設,一部分用于給黨內的高級干部買書。”

    從1952年到1962年,毛澤東沒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睡衣穿了20年補了70多次,一雙皮鞋穿了幾十年,襪子都露腳趾頭;吃飯時,掉在飯桌上的一粒飯、一根菜,他都要撿起來吃掉;三年困難時期,他七個月不吃一口肉;即使過了困難時期,最好的伙食改善也不過是一碗紅燒肉。他一生粗茶淡飯,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極為簡樸。

    毛澤東對腐敗十分憎惡,發誓不做李自成。在他眼里,絲毫容不得黨內存在腐敗,一旦發現腐敗分子,毫不留情,嚴懲不貸。他曾經斬釘截鐵地說:“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我們翻開毛澤東著作集,有關依靠群眾、反腐倡廉的文章比比皆是。他把反腐敗當作“打老虎”。主張“大老虎”“小老虎”一齊打,并指示“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松勁。”如1932年,因貪色財致死人命的瑞金縣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被判處死刑。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被處決的腐敗份子。

    1937年10月,抗日軍政大學六隊隊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學生劉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開槍將劉打死。陜甘寧邊區法院判處其死刑。黃以為自己對革命有功,寫信求助于毛澤東。毛澤東在寫給法院院長立雷經天的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的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人。”

    1940年,勞苦功高,身上有80多處傷疤的邊區貿易局副局長肖玉璧,公然貪污3000多元大洋。案發后,被依法判處死刑。肖以功臣自居,寫信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后,對帶信的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嘛?”林說:“永遠忘不了!”毛澤東接著:“那么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決。”    

    1951年11月,在是否槍決劉青山、張子善問題上,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倆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兩個,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對劉青山、張子善執行槍決,是建國初期反腐敗的第一大案,史稱“開國第一刀”。事后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至少20年的廉政。

    習近平新時代大膽運用和創新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面對嚴峻的態勢,以力挽狂瀾、敢于擔當的氣魄和膽略,率領全黨“打虎滅蠅”、反腐倡廉,使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臻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這些年在指導思想上,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形勢研判上,強調反腐倡廉工作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堅決反對腐敗是我們黨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在立場態度上,對腐敗現象實行零容忍,做到有腐必反,有貪必肅,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不變;在任務目標上,堅持反腐要經常抓,長期抓,“老虎”“蒼蠅”一起打,無禁區全覆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戰略重心上,堅持現階段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和主動,以不敢腐推進不能腐和不想腐,從源頭上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在方式方法上,運用法制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制度建設,把紀律挺在前面,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利劍高懸,威懾常在;在內生動力上,從執政為民的根本宗旨出發,強化黨委的主體責任、紀委的監督責任和司法的法律責任,建立責任倒查追究制;在國際合作上,深入了解和掌握國際反腐規則,提高追逃追贓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決不讓國外成為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這些方面,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反腐斗爭為什么、是什么、怎么辦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體現了對新形勢下反腐倡廉工作規律特點、趨勢方向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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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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